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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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福的长篇小说《大清王朝1860》截取了从“庚申”（1860）到“甲午”（1894）这一特定时段，述写了那一场回光返照中的晚清“中兴”，堪称全面展现洋务运动专题史的重磅力作。小说描写了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外国势力之间的冲撞颉颃，就像盛大巡礼一般，隆重张开了辉煌的华盖，展示了洋务派取得的巨大成果，绘出了近代中国华彩乍现的一个侧影。稍感遗憾的是，就像许多历史小说往往落入就事说事的樊笼，这部作品尚需破除“清朝故事”的迷障，走向再创时空的新生路。
关键词：
历史小说；清朝故事；洋务运动；记忆重建；伞盖式结构
作者：张鸿福
一
人是历史的孑遗，总爱回望遥远的过去。自《春秋》《史记》《荷马史诗》以来，无论古代的史传、史诗、演义、传奇还是《故事新编》《我的名字叫红》之类的现代小说，大概都隐藏着追根溯源的种子。近观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继姚雪垠之后，颇有一批专攻历史题材的小说家，如唐浩明、刘斯奋、熊召政、二月河、孙皓晖等，创作了一系列拥趸甚众的历史小说，张鸿福亦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
张鸿福擅作清朝故事。十卷本四百万字的“近代名臣”系列作品，有如一幅格局宏阔工笔深描的近代史长卷，左宗棠、李鸿章、林则徐、袁世凯等一大批毁谤不一的风云人物，纷纷撕下刻板的脸谱，走出固化的历史，变成了形神毕肖的现世中人。张鸿福沉潜研究中国近代史多年，既有小说家的敏锐和勇气，又不失史家的严谨和公允。其作品深深植根于史实而未囿于史事，而是拆除了历史的壁垒，扩张了小说的界限，让久远的旧人旧事具备了现实的映像，由此我们看到的清朝故事便不尽是苦大仇深的苦难教材，而是混同在尘埃里的光：它从百年的尘埃里来，又穿越了百年的尘埃。
最近，张鸿福的清朝故事再添新著——《大清王朝1860》（以下简称《大清王朝》）。这部七十多万字的两卷本长篇，仍是他所擅长的历史题材，只是不再围绕单一主角专作人物传记，而是截取了从“庚申”（1860）到“甲午”（1894）这一特定时段，述写了那一场回光反照中的晚清“中兴”。正如美国史学家芮玛丽所说，在国内叛乱频仍、外敌侵扰不断的危局中，“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是为同治中兴。”在她看来，这个百病缠身的腐朽帝国之所以没有轰然覆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反观张鸿福作品，从其首部历史小说《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战争报告》到“近代名臣”系列，其实一直都在讲述此类“杰出人物”的非凡故事。及至《大清王朝》，虽然“是对洋务运动的再次强调和致敬”，但其着力点仍是“推动洋务运动的前辈”。因此这部作品既是“近代名臣”系列的续写，又是这一题材的拓展和深化。
晚清是离我们最近的古代，也是离我们最远的现代。如果说“洋务运动”只是一曲起调高亢的挽歌，至少那些倾力引吭的歌者唱出了现代的先声。历史学家通常会把1800年看作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去反思中国由盛转衰的根源。欧美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又在十九世纪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些被大清朝蔑称为“西夷”的蕞尔小邦，纷纷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了所向披靡的现代国家。而自大保守的清朝，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仍旧停滞在千百年不变的农耕时代。这个君临天下目空四海的“中央之国”，一当遭遇亚欧大陆另一端的坚船利炮，便立刻扫地以尽，堕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悲的是，尽管发生于1840年的中英战争第一次戳破了“天朝”的威严门面，却没有触痛它麻木的神经。拖着大辫子裹着小脚的中华民族似乎并未意识到大命将泛，仍旧沉浸在自给自足的旧梦中。“所以即在危机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南京条约》的签订者爱新觉罗·耆英，则在给道光帝的报告中“继续轻视西方的国体组织，将它们缺乏中国式之门面一致即当作无道德品格之证据。对中国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由此看来，昏睡在万古长夜的炎黄子孙，即使勉强醒来看到的还是一团漆黑。
世界已进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冥顽不灵的大清王朝却不知道，新的国际形势已不容它继续关门大吉。可是“在1860年之前，北京仍在严阵以待，顽固地进行排外。”结果，“《南京条约》签订十年后，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前者借此条约暂得安宁，并腾出手来平定内乱；后者却得寸进尺，试图利用条约把中国引入它们的驯化场。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让极端仇外的咸丰帝及其强硬路线的执行者再度遭受城下之辱。《大清王朝》的开篇，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发生在北京城外的八里桥之战。英法联军步步紧逼，咸丰帝逃之夭夭，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马队殊死抵抗。尽管清兵勇敢的冲杀多令敌人叹服，可是这一场“华夷之战”已非血肉之躯的对决，而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两个错位的时代之间发生的“两极相联”。可怜大清王朝，未等窥得另一极的些许端倪，早已被甩出了十万八千里。难怪当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时评的卡尔·马克思不无辛辣地指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正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这篇题为“鸦片贸易史”的文章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交战双方是“陈腐世界”和“最现代的社会”，这样的“对决”甚至毋庸过招便已决定了胜负。马克思的言论发表两年后，便发生了震动朝野的火烧圆明园事件。一座举世罕见的万园之园，被法国作家雨果所称的“两个强盗”，烧成了一片焦土瓦砾。名存实亡的圆明园成为中华帝国走向没落的惨痛象征，同时也刺激大清国开始革新图存，以应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就像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那样，这个“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天朝帝国，虽然像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样害怕新鲜空气，但也只能死里求生，“与地上的世界接触”。“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最终不得不“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大清王朝》正是着眼于这场亘古未有的天下、时局之变，运用疏放通脱的笔墨，绘出了洋务运动的来龙去脉，写出了备受鄙夷的“傲慢愚蠢的中国人”“又愚蠢又固执的中国人”如何不由自主地“卷入”万国竞长的世界洪流，进而化被动为主动，开启了一条富国强兵的自强之路。从小说的两个分卷标题《惊天变》和《挽狂澜》，也能看出作者为这段不长的历史创设了雄浑的格局，而从小说最初拟定的题目《补天憾》，更可想见作者试图重述一个虽败犹荣的悲情神话。
二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自强”二字源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晚清时期的王韬、丁日昌、郑观应、郭嵩焘等西洋通就经常引用该书观点，借“穷则变，变则通”的祖宗之言破除积弊成痈的“祖宗之法”。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虽只二字之差，却也说明人们不仅转变了对“夷务”的偏见，更认识到“制夷”只是逞一时之快，“自强”方得以扶正固本。
《大清王朝》贯穿始终的主线便是洋务派奉行的自强之道，孜孜以求的自强之术。小说借奕[gf]4723[/gf]、文祥之口说出了“自强才有出路”，他们认清了中国和西方的巨大差距，故能抓住千载难逢之“运会”，短短的二三十年，竟营造出了一种颇有梦幻气质的近代工业文明新气象。一时间，从京师到闽粤，从北洋到南洋，几乎遍插“洋务”的旗帜，许多延及当今的政企架构、民族工业就是那样平地起风雷，让停留在古代的中国大步迈向了现代，虽然还只是迈出了一只脚，但是这一只脚已踹开了变革之门。张鸿福之所以写洋务运动，正是看重了它的开创之功，他未以简单的成败论为其盖棺定论，也未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将其涂抹得黑白分明，既肯定了“洋务”之进步，亦指明了这种“进步”的不足。基于此，《大清王朝》的重心便是书写洋务运动来之不易的工业化成就。可是洋务运动三十年，既有中西交汇，又有新旧更迭，可谓头绪纷繁且枝杈交错，人物众多而鱼龙混杂，面对大清王朝这样一段晦明不清的历史，如何进行不拘于形的历史叙事？张鸿福似乎轻巧地跳出了“洋务运动”的一团混沌，他不是以讲古的方式去附和历史，而是把历史事件作为叙事主体，用史实推动故事情节，在情节中凸显人物，由此写出了“大清王朝”那一特定阶段的形影与神髓。从小说的结构形式上看，大概采用了一种纲目明晰的伞盖式结构：他拂去了1860年的尘灰，撑开了“大清王朝”最后的华盖——
起首第一章为伞柄，讲述洋务运动的发端：1860年秋，负责“议抚”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gf]4723[/gf]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化解了“毁城改朝”的危机，并在年底奏请朝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门处理“夷务”，满清政府开始与世界接轨，“洋务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奕[gf]4723[/gf]亦取得了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假如没有奕[gf]4723[/gf]、桂良、文祥等人所代表的洋务派（或曰“和平妥协派”）审度“夷情”，权宜分寸，恐怕既无法与敌和解，也无法打动圣心，当然就不可能推动“洋务运动”的施行，晚清历史上或许根本不会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临危受命的奕[gf]4723[/gf]既是这一章的主要角色，亦是整个洋务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所以，小说开篇第一章如同决定全局的伞柄，支撑起了全书的重量。
第二章为伞骨，题为《政变》，叙述咸丰帝病死热河，六岁的载淳即皇帝位，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总摄朝政，两宫皇太后不满其“朋比为奸”“跋扈不臣”，联合遭受排挤的奕[gf]4723[/gf]发动辛酉政变（亦称“祺祥政变”），两宫开始垂帘听政，改年号“同治”，大清朝进入慈禧太后专政的时代。这一章主要是讲发生皇族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全书的主题似乎无甚干系，但若去掉这一环节，大概就像一把没有伞骨的大伞，即便那伞面多么华美也是难以撑开的。没有“祺祥政变”，就没有太后垂帘。没有“同治中兴”，就没洋务运动。所以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一节，却是承上启下的要害所在：慈禧与奕[gf]4723[/gf]的联手，朝廷对洋务派的重用，让洋务运动具备了必要的前提，就如坚实的伞柄装上了牢靠的伞骨，下一步就是如何裁剪铺陈那华盖的伞面了。
所以，其后分别展示洋务运动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或可看作五彩煌煌的“华盖”：
第一部第三章首先讲述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见识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近代中国最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不但生产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弹药武器、铁甲军舰，还附设广方言馆和工艺学堂，译出了大批外文著作，并培养了殊为稀缺的翻译和科技人才。接下来第四章转而讲述左宗棠和沈葆祯等人，在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他们联手徽商胡雪岩加盟投资，雇佣外国人做船政监督和工程师，不仅制造舰船，还设立了船政学堂和船政水师，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舰船工业基地、海军教育基地、舰队编练基地。可见第一部主要讲述近代军用工业的起步和发展。
第二部共五章则分别讲述轮船招商局（1872）、开平矿务局（1878）、中国电报总局（1880）、汉阳铁厂（1890）等重要新式民用工业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1885）的创办历程。这部小说的“华盖”于此完全打开。你会发现，尽管这样的“成效”很可能只是“中华之物力”的一个零头，但是，这零头里却包含了很多中华之第一。比如，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局和上海轮船招商局分别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工业企业、第一家机器制造企业、第一个轮船运输企业，他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运货铁路，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则是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的近代海军，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国内第一家轮船制造企业、盛宣怀创办的天津电报局和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煤矿是国内第一家电报局和第一家大型煤矿开采企业。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断言：“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16］而洋务运动创造的诸多空前的“第一”，显然开始打破大清国死守的产业格局，带来了自强、求富的新气象。
张鸿福曾表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为近代中国的工业革命张目，对上下求索的先行者给予褒扬。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诚然至今不免差评，但是他们敢开风气之先，不啻于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放响了第一炮，挖下了第一桶金，而今，有些跻身世界或国内前列的知名企业、大学，其源头就是洋务运动，还有人发现，有些标识为“汉阳造”的铁轨，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之后仍在正常使用。不可否认，我们的现代生活，我们身边的器物用具，或许就和当年的洋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很可能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那顶“华盖”的余荫。正如小说结尾出现的那一片微光，《大清王朝》无疑绘出了近代中国华彩乍现的一个侧影。
三
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这历史就像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既然往事如昨，就不可能昔日重现。即便是历史学家，他所重塑的历史也不尽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按原样”恢复历史是不可能的，哪怕它是官方钦定的煌煌“正史”。我们接受的“历史”不过是太史公们“在现实和过去之间找到的某种平衡”。至于历史小说，则是作家对历史的合法虚构，就像萨马拉戈的《修道院纪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鲁迅的《故事新编》那样，它们与历史的“原样”很可能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以历史小说称著的英国作家拜厄特就表示，“真相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概念，所有叙事都是有选择性和扭曲的。”小说家之所以钟情历史，是因为“思考历史是一种禁忌”，这样的写作意味着“一种叙事能量的全新可能性”。或许正是这种禁忌和可能性让历史小说获得了书写的大自由，让小说家得以寻求一种随心所欲的“自我建构”。拜厄特进而认为：“写作历史小说的强大动因之一，是书写被边缘化、被遗忘的、未留下纪录的历史的政治欲望。”从《末路王朝》乃至《大清王朝》一系列晚清历史小说来看，张鸿福所写“甲午战争”“近代名臣”“洋务运动”似乎算不上“被边缘化、被遗忘的、未留下纪录的历史”，反而都是被正统化、被记载的、留下大量记录甚至被反复书写的主流历史，从行文上看，他写出的仍是一种史传风格的正史化小说——不过却是从过分臃肿变形的历史中重新汇聚叙事能量，重新整合的另一种艺术的真实。所以我们看到他笔下的故事也许似曾相识，但那故事里的人物，又多少有点陌生，他写的洋务运动和我们在历史书籍、影视作品中看到的情形似乎也有所不同。由此我们发现，有些在历史上过分显赫的人物事件，反而更容易淹没在过多的文献、资料、著述乃至民间话语中，竟至丧失了本来面目。如海登·怀特所言：“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22］越是脍炙人口的历史叙事有可能越是远离真相，就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样，在举世皆知的表层下面，或许还隐藏着难以重现的原始草稿。
张鸿福的“清朝故事”大概也是试图剥离某些滞重矫饰的表层，揭示出一种斑驳陆离的原始画面。所以我们看到在“洋务运动”这顶“华盖”下，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帝后王公、股肱之臣，还是义利相因的地方大员、将帅巨商，甚或是非我族类的外来入侵者、技术人员，似乎都露出了芸芸众生的世间常态，这些历史人物不尽是那种被历史化的名人蜡像，而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生动形象。
首先来看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爱新觉罗·奕[gf]4723[/gf]（1833－1898）。作为咸丰帝的亲弟弟，同治帝的亲叔叔，慈禧太后的小叔子，这位位高权重的“六王爷”，正是通过与洋人的密切接触，在签了合约，吃了鹅肝，喝过香槟、葡萄酒，经过一来二去的来往交流之后，才发现“番鬼并不是那么野蛮”，“他们绝对不是落后野蛮的夷类，其国力已经不容小觑。”进而认识到，跟不上世界潮流就会被动受欺。只有忍辱负重，“尽量避免与夷人撕破脸，换取几十年的和平”，方可亡羊补牢，挽救大清的江山社稷。因此他才会权宜利弊，在步步紧逼的夷人和虚骄的剿夷派之间找到结合点，本着“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的外交方针成立了总理衙门，一跃成为洋务运动中最高权力机构的首脑人物。
作者并没有先入为主地给奕[gf]4723[/gf]贴上进步人士、巨眼英雄的华丽标签，而是直接表明他本是一个死硬的剿夷派，此前老岳父桂良在天津与洋人议和，他就六亲不认参了一本。一个与“夷鬼”势不两立的老顽固，口口声声“战死可，乞和不可”，却突然改弦更张成了主和派，担当与夷人“议抚”的钦差大臣，以督办“和局”，由“剿夷”转而“抚夷”，这一转变本身就很有戏剧性。那么这种转变的动力来自何处？往大处说，当然是时势造英雄，1860年的危局把无职无权的闲散亲王推上了前台。国难当头，君命难违，作为“臣弟”的奕[gf]4723[/gf]只能“肝脑涂地，以纾九重之忧”；往小处说，奕[gf]4723[/gf]的岳父——曾和洋人多有交涉的文华殿大学士桂良以其敏感的政治嗅觉，看到了这危局中透着的“机会”，没有他审时度势的怂恿鼓动和大力辅佐，就算奕[gf]4723[/gf]勉强赶鸭子上架，恐怕也只会起于“抚夷”，止于“夷务”，不可能顶着“鬼子六”的骂名成为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庚申之变让一个从没和夷人打过交道的顽固党变成了深受洋人倚重的外交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势力，也让奕[gf]4723[/gf]初次尝到了大权在握的滋味。所以在岁末的“小年”之夜，他大宴宾客，答谢投身于“洋务”（也可以说是投靠到他的麾下）的同僚，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恭亲王从心底里绽出笑容来，举起玻璃杯说：‘来来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由此作者写出了奕[gf]4723[/gf]走上自强之路成为洋务派、革新派的被动性、投机性，没有人为拔高他的“先进思想”，也没有刻意贬低他的“不良动机”，只是写出了一个正常人的正常选择和正常反应。
此后咸丰帝驾崩，奕[gf]4723[/gf]再次被排除在最高权力中枢之外，他联合两宫皇太后发动政变，扳倒了强大的政治对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也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赢得了政治保障。从这一次的主动出击，可以看出奕[gf]4723[/gf]杀伐决断的政治魄力，与第一次的被动上位相比，亦表明了他已在政治斗争中迅速成熟起来。作为权倾朝野的皇叔、议政王，奕[gf]4723[/gf]非常懂得以退为进，借力打力。位居皇权顶端的慈禧太后原是强硬的“剿夷派”，也常禁不住奕[gf]4723[/gf]与外臣们一唱一和，不得不为“洋务”开路放行。
不过尽管奕[gf]4723[/gf]有“贤王”之誉，仍不免树大招风，他的政治生涯也注定了大起大落。早在1865年，就被慈禧给了一个下马威，罢去一切职务，虽然很快复职，但剥夺了议政王的名号。1873年同治帝亲政时，又被革掉了世袭罔替的爵位，贬为郡王，亏得两宫干涉，才予恢复。这让奕[gf]4723[/gf]元气大伤，“心绪很差，锋芒尽收”。及至1884年，当奕[gf]4723[/gf]失去利用价值，慈禧已修炼成说一不二的“老佛爷”，她借中法战争战局不利之机，发动了史称“甲申易枢”的第二次宫廷政变。听到风声的奕[gf]4723[/gf]却反应平淡，反劝“诸位少安毋躁”。太后懿旨将其“开去一切差使”，命其“家居养疾”。奕[gf]4723[/gf]率领众人谢恩，“淡淡地说：‘诸位，该走了，给新人腾地方。’此外再无一语，默默上轿回府。”这时的奕[gf]4723[/gf]当已深味权谋的险恶，既然胳膊扭不过大腿，那就从容就范，保住一条命就不错了。虽然《大清王朝》中涉及奕[gf]4723[/gf]的文字散布于各章，但他的政治生涯却像一条清晰的波浪线，起起落落，兴衰沉浮，都与“洋务”有关。人多知奕[gf]4723[/gf]是洋务运动的受益者，却不知他也是洋务运动的受累者；他是洋务运动的引路人，也是洋务运动的牺牲品。虽然小说并未详述奕[gf]4723[/gf]的荣辱得失，但也写出了他自身的局限性，即便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亦不过是为没落的王朝勉强续命，尤其是一再遭到打击之后，他更是成了慈禧的贴身奴才，几乎再无建树，洋务运动亦随之走向终点。
再来看小说中出场最为频繁的“洋务巨擘”李鸿章（1823－1901）。这位在慈禧太后懿旨中得到过“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匡济艰难，辑和中外”等好评的李中堂，还因代表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得到过“汉奸”“卖国贼”的骂名。历史上的李鸿章毁誉参半，小说中的李鸿章虽然屡立战功，多有创举，但也没有把他写成自带光环的完人，只是以寻常笔墨写出了这位晚清名臣的不同寻常，甚而写出了这个大人物的生活花絮，让我们看到李二先生也常有生趣活络的开心一刻。
作为旧式官僚，李鸿章并不偏执守旧，反而很能吸纳新观念，接受新事物。他率先使用洋枪洋炮甚至雇佣了外国人的洋枪队，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发了家。这种不拘一格的攻防策略为他赢得了政治资本，也是他后来发展“洋务”屡试不爽的制胜法宝。比如有个英国人马格里，只是一个喜欢造炸弹的军医，李鸿章聘请他主持洋炮局，竟然获得成功。后来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民用企业，他又以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形式，吸纳胡雪岩、朱其昂等民间资本的加入。由此可见他有包容开放的思想观念，只要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就可为我所用。当然他的这种实用主义倾向有时也会受到挑战，比如太平军的苏州守将纳王郜永宽献城投降，李鸿章却在宴会上把八名主将全部杀死，担当保人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极为愤慨，要捉拿李鸿章治其背信弃义之罪。再如，当左宗棠收复新疆、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时，李鸿章坚决不予支持，在他的政治天平中，个人小集团的利益压完全倒了国家的。这也说明作者既写到了李鸿章宽广包容的一面，也写到了他狭隘小气的一面。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李鸿章请洋人吃辣面以及他吃西餐的情节。有一次英国陆军司令士迪佛力接受宴请，对李鸿章吃得起劲的红酱面很感兴趣，坚持也要来一碗。李鸿章便吩咐厨师“多放红酱”，士迪佛力不知那红酱就是辣椒油，也像李鸿章那样猛喝了一口，结果直辣得大呼小叫。“一桌人开怀大笑。”这也看出李鸿章存心看人笑话的小把戏。还有一次，李鸿章带人吃西餐，同行的刘铭传拍马屁说还是安徽的红酱面合胃口，李鸿章说了句颇有教益的话：“不能一辈子只吃红油面。脑子里要有点洋思想，肠子里不妨有点洋面包。”因为邻桌两个日本年轻人一再贬低中国，结果惹得李鸿章没有了胃口，“八成熟的牛排，在他吃来也有股腥味。”李鸿章吃西餐而败兴，当然是受了刺激，他办“洋务”的决心反而更为坚定，同时他的洋务思想也越来越深刻：“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用其器莫如用其人，用其人莫如培养人。所以他在洋务运动中才会颇有远见地想要改革科举制度，还设了同文馆，选派年轻人出国留学，他确是希望把自强的种子撒入人心。
还有许多洋务人物这里略去不提，只说一说洋务运动的对立面。任何社会变革、新事物的出现大概都会伴随一定数量的保守势力，洋务运动概莫能外。我们知道，东方和西方的迎面相遇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冲突，这种新情况引起的应激反应便是诸多的误会和措置失宜。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让东方的老大帝国对洋人、洋务产生错误判断，进而造成大面积的恐慌、矛盾乃至短兵相接。所以从庙堂到民间，从权贵精英到乌合之众，洋务运动的反对者总是大有人在。比如小说第二章就写到，一帮“爱国群众”围攻最早进驻京城的英国使馆，要让洋鬼子滚出去，前来疏解的奕[gf]4723[/gf]也被当面骂作“二鬼子”。这些民愤极大的“群众”便是洋务运动的巨大阻力。当然，除了这些代表“民意”的底层群众，还有更具话语权的达官贵人，他们才是对洋务运动产生直接影响的最大反对派。张鸿福曾谈到，他创作《大清王朝》“最大的乐趣是看近代大人物吵嘴”：
办任何洋务，总是有反对派，许多时候反对的阵容还相当豪华，比如大学士也就是影视剧里常叫的“中堂大人”亲自登场反对。……他们是“文”斗。洋务派上个奏折，提出干一件新鲜事，立即有人上折反对；军机处或总理衙门把反对的意见转给洋务派，洋务派做解释，反对方更多人上折反对。总之，要有几个回合。他们的辩论，有大智慧，也耍小聪明，甚至有时候真如闹市骂街，不顾体面。反对的意见里，往往会有特别奇葩的理由，会让你眉开眼笑。
常与洋务派斗嘴的是一帮极端顽固的保守派和竭力鼓吹排外、主战政策的“清流党人”。以大学士倭仁（1804—1871）为首的保守派是坚定的反功利主义者，他们认为人心、气节才是立国之本，甚至断言现代技术没有用处。小说称倭仁为“清流首领”或与史实不符。倭仁死后，以奕[gf]4723[/gf]为首的洋务派渐占上风，为慈禧所用的“青牛头”李鸿藻（1820—1897）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他笼络了一批仰仗倭仁为思想楷模的青年御史（即小说中的“台谏词臣”），方才形成了与洋务派相抗衡的“清流党”。“当务实的改革派强调中国的物质力量软弱时，这些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则强调中国的道德力量。”但是正如小说所写，当清流派的力量不可小觑时，恭亲王奕[gf]4723[/gf]已没有与之争锋的锐气，反倒一再表示“李公爱我”，向“青牛头”示好。而此前因洋务派建议改革科举引发的同文馆之争，才是双方最为激烈的吵嘴事件。小说用相当篇幅讲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导火索是洋务派上奏朝廷，请求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新科，以培养“真正有用”的“制器”人才。此举引起保守派强烈反对，奕[gf]4723[/gf]本来去翰林院探听虚实，不料却被一帮翰林群起而攻之，他们又是耍嘴皮子又是念对联，对奕[gf]4723[/gf]及其洋务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奕[gf]4723[/gf]一人难敌众口，负气而去。倭仁接着又上折子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夷师？”这下反倒让奕[gf]4723[/gf]找到了反制之策：既然你声称大清不患无才，那就找几十个精通洋文算学的人才去制造枪炮轮船。倭仁当然无人才可荐，却死不认输，反称同文馆之设引发天旱无雨，乃天象示警。结果还是慈禧从中调和，倭仁理屈词穷，同文馆之争以洋务派获胜告终。可见作者所说“大人物的吵嘴”确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既有针尖对麦芒，也有死要面子耍无赖，总之这样的争斗写出了洋务派处境之不易，也让小说呈现出未见刀光剑影却又字里藏锋的“文斗”之机趣。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还书写了一批与洋务运动相向而行的洋人。对洋务派而言，洋人是可以友好往来的文明人。但是在排外或好战者眼里，那些野蛮的夷人却是禽兽不如的鬼子、敌人。即使在非历史的语境中，那种非友即敌的认知方式仍旧大有市场，仿佛大凡外国人就是一成不变的死对头，是不可化约的异类，岂不知他们也一样有着复杂深邃的人性，有着所有人都可能无法避免的局限或缺陷，看清了他们其实也是看清了我们自己。小说写到的外国人既有科林诺、额尔金、葛罗、伊格那提也夫那样的军队指挥官、外交使节，华尔、白齐文、戈登那样的雇佣军头目，巴夏礼、马格里那样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也有巴士芒、巴尔栋、白尔思拔、日意格之类工程技术人员。作者没有简单地把他们处理成面目可憎、居心不良的凶神恶煞，而是紧贴他们各自的身份，把这些“外国人”还原为具体语境中独立的个体，让与我们对立的“他者”自现其身。就如夏多布里昂所说：“每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 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的那个世界去。”所以身在《大清王朝》的外国人，同样也拖带着他们自己的世界。比如法军指挥官科林诺，在与清军交战时，一边感佩着“敌人”的勇敢，一边得意于“敌我双方已经不在一个时代”；在“走进”圆明园时，一边激动地历数英法联军疯狂抢掠，中国盗匪趁火打劫，一边又悲叹中国的不幸和愚蠢。他的矛盾心理大概正是置身于现场的复杂感受：作为侵略者，他体会着胜利的喜悦；作为旁观者，他又不得不陷入对苦难的垂怜。再如协助左宗棠建造船厂的日意格（1835—1886），这位载入《清史稿》的法国人，为创办福州船政局“度地募工，殚心所事”，获清政府一品提督衔及御赐黄马褂等褒奖。小说不光依据史实表现了他深度参与了洋务运动，还给他安排了一段传奇式的跨国恋情，让他爱上了一个为父报仇的中国女子，并且安排了一个悲壮的结局：中法马尾海战中，他站在船厂前，死在了儿子的炮火之下。这一情节固然纯属虚构，却也写出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真实性”，小说亦在这一刻冲破了历史的牢笼。
综上所述，《大清王朝》描写了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外国势力之间的冲撞颉颃，具体刻画了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总推手奕[gf]4723[/gf]和地方上的执行人李鸿章、左宗棠、盛宣怀等代表人物以及唐廷枢、胡雪岩、朱其昂等民族企业家，倭仁、张盛藻、尹景霖等洋务运动的反对者，还有科林诺、额尔金、格兰特、华尔、白齐文、戈登等外国军政人物和日意格、达士博、巴尔栋、白尔思拔、德克碑、时维礼等一大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说几乎写遍了洋务运动所涉及的关键人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创造了历史，同时又成为小说中被重新创造的人。
四
小说家之所以书写历史，或许就是要重建一种记忆，用浪漫的谎言寻求生命的慰藉。张鸿福讲述清朝故事，其实也无异于制造一场蜃景大梦：那些曾经改天换地的历史风云，已然烟消云散，只剩下一片虚空的背景。《大清王朝》写出的只当是这虚空中的阵阵喧哗，我们也只好报以唏嘘之声。小说起于1860年奕[gf]4723[/gf]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起，止于1895年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开篇时，早晨的薄雾正在散去，英法联军的火炮一触即发。终篇时，天已经黑了，仍为洋务不兴耿耿于怀的李鸿章，走向了远处微弱的烛光。读罢全书，再来回味李鸿章的落幕感言：
“不是洋务不能自强，恰恰是洋务办得不够彻底才不能自强！”
“哪一天中国工商业大兴了，中国就能自立自强了。”
如此，当可显出这位“裱糊匠”的自强精神。但若仅止于追求“工商业大兴”，却暴露了洋务运动的先天不足，毕竟，天朝帝国的根本痼疾出在文化和制度上。李鸿章强调的“学习外国利器”“振商务”“富在民生”，张之洞主张的“中体西用”，都不足以让这个病在骨髓的国家起死回生。治标不治本的自强运动注定不可能再造乾坤。基于此，写在教科书上的洋务运动就是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未完成事件。可是，这段以自强为主题的历史竟是“失败”二字所能交代的？黄仁宇就认为：“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之后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37］张鸿福亦不认同甲午战败证明洋务运动失败的说法，他认为甲午战败只是导致洋务运动陷入低潮：
“以大兴工商业为特征的洋务运动，在增强国家实力上是发挥了作用的，在救亡图存上是有功的。……不是洋务运动不能救国，恰恰是洋务运动受到的局限太大，力度深度不够。”
所以，肯定进步的洋务派，批判落后的保守势力，发现洋务运动的正面价值，是《大清王朝》的基本色调。这部小说就像盛大巡礼一般，隆重张开了辉煌的华盖，展示洋务派取得的巨大成果，礼赞自强运动中一个接一个的巨大“胜利”。我们看到了具体的、阶段性的胜利成果，也看到了为之上下奔走的实业先驱，且体会到了作者所说的局限和不足，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全方位展现洋务运动专题史的重磅作品，却又多少感觉它和这段历史本身一样并未终稿，作者就像只负责报告好消息的花剌子模信使，带来的全是天朝帝国的天籁之音，好像只要坚持把洋务做大做强，只要把自强运动推向极致，其补天之梦即粲然可观。可是在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会流血的国度，以“中学为体”的工业化梦想，又怎么可能不破灭？若只是止于“西学为用”，就算中国“这块活的化石”［39］被势不可挡的大机器卷入世界文明之中，结果也只会被撞得粉碎。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先天不足，究竟不足在哪里？洋务运动设立了众多政企部门，具体如何发展存续？最后有何成效结局？小说似乎只是贪多求全，止步于拉清单式的平面演示，并没有形成深入完整的叙事链条，结果我们得到的还是关于洋务运动的宏大印象，却没有抓住一个堪称典型的小个案。作者的创作预期好像仅限于写出诸多肉眼可见的物质成果，对隐于其后的非物质因素则少有关注，结果整部小说就写成了“洋务是怎样一件件办成的”——所谓“办成”也只是说它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开张大吉，至于开张以后会怎样，好像不是小说关心的问题。可是作为读者，恐怕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大功告成，不会满足于这样的点到为止。那些已经被各种文献记载固化的历史，应该只是小说家坚实的起点，而不是拖累他拔不出脚的赘物。把干瘪的历史打扮得妖娆多姿并不是小说第一要务，我们要在小说中看到的当然也不是那种裹在非衣里的历史的僵尸。所以，读《大清王朝》，一则叹服它确是写出了作者所说的洋务运动之种种成就，一则又遗憾没有看到这种种成就背后的“不成”：它写出了这种种成就的因由，却没写出它们的去路；它写出了洋务先行之所得，却没写出体用两分之所失。从体量上看，《大清王朝》已出版《惊天变》《抚狂澜》两部，假如还有后续，倒是期待它走出历史演义的老套路，写出在前文本中涅槃重生的新历史小说。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